先秦文献中也有在山中“掘药”、树上“取药”的记载。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下》称：“齐使老儒掘药于马梨之山”，“掘药于马梨之山”即在马梨之山挖草药。《山海经·大荒南经》云：“有云雨之山，有木名曰栾。禹攻云雨。有赤石焉生栾，黄本，赤枝，青叶，群帝焉取药。”“群帝焉取药”是说诸帝就在这树上取药。《韩非子》的“掘药”，《山海经》的“取药”，实际上就是“采药”。这些材料再加上《史记》的“采芝药”，可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秦代的石刻中出现“采药”这个说法是很正常的。
再看看“采药”本身的特点。这是一个动宾词组。“采”作为一个动词，“药”作为一个名词，在上古汉语中都是非常普通的词，也都很常见，两者相互搭配在语法、语义上都没有什么问题。《史记》中的“采芝药”、谷永所说的“采药”等用例，也证明了将“采”与“药”搭配合乎秦汉时期人们的表达习惯。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，刘钊《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》一文指出：“当时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有‘采药’之说的，只是因文献太少，恰巧不见而已。”这个说法是正确的。
一般认为，一种事物在被人们所见到之前，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。现存先秦秦汉文献中“采药”最早出现在西汉末期，“采芝药”出现于西汉武帝时期。这其实指向一个结论，即在历史上，“采药”这一说法出现的时代应该更早。另外，现存的先秦秦汉文献历经散亡，只是当时文献材料的一小部分，这也对我们看到更早时代的“采药”构成了制约。
总而言之，考虑到上述几方面的因素，我们应当对秦代乃至更早时候存在“采药”之说的可能性给予充分估量。根据现有文献得到的检索结果，就认为秦代不太可能出现“采药”的说法，是不合适的。
上文从相似表述和“采药”本身的特点两方面，对秦代乃至先秦时期存在“采药”这一表述的可能性做了较为充分的论证。换句话说，这件石刻中的“采药”没有什么问题，不必生疑。
另外，胡文辉先生的论述还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，这里分两方面来谈。
一方面，所谓“药”本义是人造合成之物，无法从野外“采”，后来含义扩展到也可以指自然物，才可与“采”搭配成词云云，都难以成立。
为了配合他的“采药”晚出说，胡文辉在文章里提出了一些论断。他说，“药”字的含义有一个变迁的过程，本义是指用以服食治病之物，也即人造合成之物，而“采”本指采集自然物，因此早期“采”与“药”不会搭配成一个词。后来“药”字的使用渐渐泛化，也可以指“药”的原材料也就是自然物了，“采”与“药”才可以搭配成一个固定的词。他引沈澍农先生的观点，说秦汉时的“药”偏向指药品，基本不指药材，“药”从指药品转而指药材大致是在东汉后期，认为这可以佐证他的“采药”晚出说。
其实，“药”字本义就是指能够治病的植物。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药，治病艸。”先秦时期也经常用“药”来指药草。除了上文所引《韩非子》《山海经》的两条材料，还能明确体现这一点的文献有《墨子·贵义》：“譬若药然，草之本，天子食之以顺其疾，岂曰‘一草之本’而不食哉？”这几句话出自墨子之口，他用“草之本”也就是草的根来解释“药”。所以《汉语大字典》《王力古汉语字典》都说“药”本指能够治病的植物，后泛指可治病之物。
从这些文献看，说“药”本义指人造合成之物，“采”与“药”在早期无法搭配，都是难以成立的。
另一方面，说“采药”是一个词，是固定词语，不符合实际。
胡文辉的文章里频繁出现“‘采药’这个词”及“‘采药’一词”的表述，又屡次强调“采药”是固定词语，这都不确切。“采药”是由“采”这个词和“药”这个词组成的词组，不是一个“词”，直到现代汉语中仍然是如此。这样的话，所谓“‘采药’是固定词语”这一说法，就应当调整成“采药”是固定词组或固定短语，不过这也不符合实际。固定词组或固定短语指语言中结构定型、意义完整，在言语中反复出现的词组，其语法作用相当于词，是词汇的组成部分。与之相对的概念是自由短语，又称自由词组，指组成成分可以自由更换、整体意义等于组成成分意义简单相加的短语。“采药”显然是自由短语，而非固定短语。
最后，附带谈谈这件石刻的铭文。铭文应释读为：
皇帝使五夫=（大夫）臣翳将方支（技）采药昆陯，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，翳前□可二百五十里
其中有几点可说：第一，有学者将“五”下之字释为“大”，不确。此字应释“夫”，其上方一横画缺失。秦文字中“大夫”一般写成合文“夫=”（方勇《秦简牍文字编》第425页）。第二，“支”原释“士”，或释“策”，均不确，应释“支”，读为“技”。“方技”指方技之士。《汉书·食货志下》中“工匠医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”，“方技”是同样的用法。第三，有些学者将前半部分断成“皇帝使五大夫臣翳，将方支（技）采药昆陯”，并不合适。“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支（技）采药昆陯”应读为一句，“五大夫臣翳”是兼语短语，即同时作“使”的宾语和“将方支（技）采药昆陯”的主语。第四，“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”一句看似简单，却恐怕不是后世造伪者所能写出，应给予重视。
学术报道